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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研究

郑永年: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一去不复返了

发布时间:2020-04-15  点击:


中美关系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,这些年来进行得很是辛苦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,美国就发动了中美贸易战。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,已经给世界经济蒙上巨大的阴影。经过艰苦的谈判,好不容易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,2019冠状病毒疾病却出现了。这个时候最需要两个大国的合作,它们却走向深刻的冲突。

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合作,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,特朗普也答应会亲自监督落实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,但现实地说,即使两国的医疗合作可以进行,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,也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两国的合作是主流,冲突是非主流,并且是可以解决的。在贸易战之前,这几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识,所以才会有“中美国”(美方)和“婚姻关系”(中方)这样的概念的出现。这些概念无非是想说明两国经济上互相依赖,冲突变得不可能,因为冲突的成本实在太高了。不过,事实并非如此。谁都知道冲突成本高,两国的贸易战对谁都会是巨大的伤害,但贸易战的确发生了。

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使得两国的合作更为紧迫。两国的合作既有客观需要,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。因为疫情在武汉暴发,在早期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。美国也是答应合作的,但美国的很多承诺并没有落实。等到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,而在美国大规模流行开来时,人们觉得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帮助。

的确,美国需要中国供应医疗物资。不仅如此,中国拥有疫情的关键信息(包括对病毒本身的研究、病毒传播方式、病毒大数据等)和抗疫的经验。在经验层面,两国的科学家也的确在进行各个方面的合作,但这些客观需要并没有把两国的合作彰显出来。人们没有感觉到两国合作的气氛,倒是闻到了浓浓的“硝烟味”。


中美合作为何变得不可能  

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?因为无论是围绕着贸易还是冠状病毒,两国间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,已经使得本来可以发生的合作烟消云散。

冠状病毒暴发以来,中美两国一直在两个领域进行着越来越激烈的较量,一是病毒的冠名,二是媒体战。

首先是病毒冠名之争。早期人们对新病毒没有统一的名称,但在世界卫生组织(WHO)有了统一的名称之后,各国理应根据WHO的标准叫法,美国的政治人物却没有这样做。3月1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通话中,指责“美国一些政客不断诋毁中国和中方防控努力,对中国进行污名化”。 

杨洁篪说:“疫情发生以来,中方始终本着公开、透明、负责任的态度,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通报情况、分享信息,开展国际合作,并向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。”美国国务院则表示,蓬佩奥在电话中表示,对北京官方“把冠状病毒责任推到美国身上”感到不满。他强调,“现在不是散布假信息和怪谣言的时候”,并表示所有国家应该团结起来面对共同威胁。

此前的3月12日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推特上发问:“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?有多少人感染?”紧接着,发言人提出大胆的假设“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”,他继续要求“美国要透明!要公开数据!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!”次日,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,谴责“阴谋论”。

在美国的一些人包括政治人物毫无道理地把新冠病毒“种族主义化”之后,中美两国就展开了病毒的冠名权之争。蓬佩奥一直把病毒称为“武汉病毒”,尽管中国的抗议声不断。特朗普在关于新冠病毒的全国电视讲话中,扭扭捏捏地称病毒为开始于中国的“外国病毒”;但就在杨洁篪和蓬佩奥通话当晚,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病毒为“中国病毒”。

美国政客的种族主义很快激起了中国社会的愤怒,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空间,都充满了声讨文字。中下层官员也不例外地加入了愤怒的队伍。特朗普对此似乎很有准备,接下来,他在各个场合直呼“中国病毒”。特朗普的行为更激起了中国的愤怒,外交系统官员连续反应。就这样,冲突就螺旋式地往上升。直到习近平和特朗普通电话之后,有关病毒冠名权的言论战才有所缓和。

尽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合作,进行了友好的电话交谈,特朗普也答应会亲自监督落实两国元首所达成的共识,但现实地说,人们曾经所见的中美关系,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另一战场是媒体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发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污蔑中国人的文章,导致中国驱逐该报在华的三名记者。美国跟进限制中国五家媒体在美国的记者数量,并且要把这些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政府代理人。中国自然进行反制,作出驱逐美国几家主要媒体在华记者,同时限制为美国媒体工作的中方人员的决定。美国也照本宣科地作同样的反应。冲突的升级也是螺旋式的。

不过,无论是病毒的冠名权还是媒体战,这些可能仅仅是中美间冲突的表象。实际上,双方都以为自己知道这些冲突背后,对方所具有的真实议程。在美国看来,中国是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取代美国,从而称霸全球。在中国看来,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崛起。很显然,双方的这种担忧并不新鲜,至少从1990年代就开始了,只不过是借新冠病毒危机的机会再次表露出来,并且得到了升级。

一些评论员说美国把病毒“种族主义化”,是为了推卸政府抗疫不力的责任。尽管病毒在武汉暴发,但早期美国政府把此视为普通的流感,没有加以重视,延误了时机。正如特朗普所言,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发达、最大的经济体,也有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,对病毒并不担心,更无须恐惧。

尽管如此,美国并没有有效阻挡住病毒的快速扩散。这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不难理解,没有自信心的人更会找机会把错误推给别人,国家也是如此。实际上,直到今天,美国的很多政客都还在热衷于推卸责任,没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抗疫上。

不过,把病毒种族主义化在美国政界并没有共识。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冠疫情的应对。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(Jim McGovern)表示,他担心共和党人在对中国采取调查的做法将引起种族歧视,甚至种族仇恨。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沃伦(Elizabeth Warren)也公开叫板特朗普。很多民主党人也认为,行政当局这样做是为了推卸责任。

这里值得注意的是,问题并不是推卸责任那么简单。新冠病毒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,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,这种真实性和深刻性,是正常时期所不能感受到的。



美国担忧经济高度依赖中国  


首先是对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的忧虑。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,但谁都没有对这种高度依赖的后果有过如此深切的感受。正如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议员麦考尔(Michael McCaul)所说:“我确实认为我们要审视我们的供应链,我们80%的医疗物资供应来自中国。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还必须依赖中国,当他们威胁我们,说要把我们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狱,拒绝提供医疗物资给我们,美国就必须重新审视,思考我们能否在美国制造这些产品。” 

的确,自20世纪80年代始的全球化,使得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异化,政府完全失去了经济主权。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,美国资本主义为了逐利,把大部分经济活动迁往海外,包括和人民生命切切相关的医疗物资。当特朗普大谈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、最好的医疗卫生体制的时候,老百姓需要的只是简单的口罩、洗手液、防护服、呼吸机等;而正是这些能够给人民带来安全的物资,美国已经不再生产或者产能不足了。

这个现实无论是美国的精英还是民众都是难以接受的。正是这个现实,今天的美国出现了“去全球化”就是“去中国化”的论调。但很显然,这并非是因为中国,而是因为资本主导的全球化,使得经济利益完全同社会的需要脱离开来。经济本来是社会的一部分,但经济脱离社会时,危机便是必然的。

新冠病毒考验着美国的内政外交,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国对中国的真实而深刻的忧虑。



美国忧虑中国体制  


其次是对中国体制的忧虑。中美之争说到底就是体制之争。中国的“举国体制”在抗疫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有效性,更加强化了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担忧。就美国体制而言,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,美国这次抗疫不力并非美国体制之故,美国总统要负更大的责任。如果说美国精英对美国体制没有有效的反思,对中国体制的恐惧感则是显然的。

中国媒体对中国体制的弘扬和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攻击,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而且两者是互相激化的,即中国越是高调张扬,美国越是恐惧。

不难发现,在今天美国的内政外交话语中,无论在国会议员当中还是在国务院官员当中,“中国”的概念越来越少见,大有被“中共”的概念所取代的趋势。强调“中共”而非“中国”,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深刻恐惧。

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(Josh Hawley)和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斯坦弗尼克(Elise Stefanik)在参众两院分别提出议案,呼吁对在新冠疫情暴发初期“中共”隐瞒疫情扩散的情况启动国际调查,同时要求中国对受影响的世界各国作出赔偿。

同时,还有一组跨党派联邦众议员提出另一项议案,把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归因于中国,并呼吁中国公开承认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。如果意识到美国精英对中国体制的恐惧,类似的举动就不难理解,而且这种举动今后也会越来越甚。



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  


第三是对美国全球地位被中国取代的忧虑。疫情在美国快速扩散,美国自顾不暇。新冠病毒把特朗普的“美国中心论”推向一个极端,显示出美国的自私性,单边主义盛行。美国不仅单边对中国断航,也对欧洲盟友断航。新冠病毒几乎断了美国世界领导力之臂。相反,中国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后,开始展现其疫情外交,不仅对发展中国家,而且对美国的欧洲盟友,甚至对美国提供援助。更使美国担忧的是,这些国家为了应对危机而纷纷投向中国的“怀抱”,无条件地接受中国的援助。

这种情形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,美国担心新冠疫情会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国地缘政治的影响力,而使得中国得到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主导世界地缘政治。蓬佩奥的用词一再指向“中共”,他在七国集团外长视频会议上,号召各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抗击他所说的“中共的恶意影响”。还应当指出的是,尽管欧洲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,但各国对中国援助所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,也保持高度的警惕。

在中美两国关系上,更加糟糕也更加重要的是,今天冲突双方越来越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,即两国内部日益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。来自美国的各种民调显示,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已经到了中美建交之后的最低点。中国尽管没有类似的民调,但从数以亿计的网民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来看,民众对美国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无前例的。

无可否认,新冠疫情已经促成中美冷战的升级。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,随着疫情在美国的继续扩散,和美国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,随着以“反共”为核心的反华浪潮在美国的快速崛起,加之被疫情恶化的经济危机、社会恐惧和美国内部治理危机,中美之间的冷战是否会转化成为热战?如果是这样,那是全世界的灾难。在历史上,战争和瘟疫的确是一对孪生兄弟。对这一点,谁也没有理由加以轻视。



本文作者: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。
文章原载于《联合早报》2020年4月7日,经作者授权发布。